长安大学

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

牟宗三还根据宋明理学依据经典建立理论体系的不同，把宋明理学分为三系：周敦颐、张载、程颢等为一系，此系客观地讲性体以《中庸》、《易传》为主，主观地讲心体则以《论语》、《孟子》为主。知道如何修身，就能知道如何治人。

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但从《中庸》全篇来看，这里的性不仅仅指人性，而且还包括物性。从其前后文来看，应该指的是能够把仁、义、礼、智、圣五行协调为一。因此，明明德于天下也就是使天下人的明德都显现出来的意思。所谓八个阶段，即八条目，具体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也就是孔子所说从心所欲不逾距(《论语·为政》)的意思。因此，君子要重视修身，而修身又需要事亲、知人和知天。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这种只知道吃破烂马铃薯的生活中，人不仅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失去了动物的需要。

这个说法不仅使人容易想到路易十四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而且为了目前、当下、即刻的肉体享受与官能刺激，杨朱者流也往往极端到寡廉鲜耻的地步。他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交相利，即利是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一条纽带。在庄子看来，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的墨子，就是一个只知道吃破烂马铃薯的中国人。虽然可以说庄子的看法未免有片面性，但由于在这种片面的深刻中揭示出异化生产与自由生产的根本性冲突，因而他所提供的恰是墨家哲学在逻辑上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提供的、也无法替代的一种知识谱系。

在墨子，是为君主树立一个外在的学习榜样，希望他们能够像治水的大禹那样与民同甘共苦。总之，孔子的弟子由于读书破万卷，因而头脑比较聪明、灵活，他们深谙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道理。

而他们最大的分歧是在对生命的价值态度上。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与西方文明的核心在于发展生产力不同，中国的农业文明尽管发生很早，它的生产技术在古代世界中也一直遥遥领先，但由于它的自然地理条件不是太好，所以，不是如何从吝啬的大自然中夺取更多的食物，相反，而是怎样使有限的生活资料获得更合理的分配，或者说，在中国文明中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分配制度，这才是孔、墨两家的根本分歧所在。人臣太贵，必易主位(《韩非子·爱臣》)等，也就成为韩非子反复给君主们讲的人生哲学课。

由此又可知，这两种农民的话语与智慧，在深层方面又是应该相互补充的。在孔子看来，春秋时代之所以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的礼崩乐坏局面，完全是因为集中体现在周礼中的那一套君臣父子关系被破坏了。庄子《达生》指出：世人都知道要生存首先要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问题，即有生必先无离形，但他们不知道的却是，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庄子·达生》)。小农哲学的精髓有二：一曰重生产，二曰少消费。

关于庄子剽剥墨的原因，我想到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一段话，他说：爱尔兰人只知道一种需要，就是吃的需要，而且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破烂马铃薯。把实行与武略并列为满洲无敌天下的两大法宝，而且把实行赫然列在武略之前，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一、墨子出身考 关于墨子，我们只知道他是春秋战国时代人，是当时影响极大的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但是，在没有饭吃的时候，说这个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不这样子，又几时才大家都有饭吃。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亵渎墨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实这句话更应该理解为道不同而不相谋。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再往下讲，杨朱甚至推论出尧舜不如桀纣的结论，彼四圣虽美之所归，苦以至终，同归于死矣。这在古代的绿林社会、在晚近的黑社会中，也是最受称颂的人际关系准则。九、墨学与侠行 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在这个意义上，庄子的批判应该说是十分尖锐而深刻的。

老子、墨子与儒家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仔细考较，则会发现冲突的程度不同。这两位先哲的论题与论争，用《孟子·告子下》中的一句话，即礼与食孰重。

而至于墨子之徒何以为侠？则是需要略加疏解的。而舜禅天下于禹，禹作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于是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韩非子·十过》)。

甚至可以说，如果两者结合起来，一方面统治者对一己之私欲塞其兑，闭其门(《老子·五十六章》)，把他的个体欲望降到最低的限度，另一方面，又能像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的大禹那样形劳天下(《庄子·天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大众谋福利，那离一个真正理想的社会就相去不远了。而墨家弟子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成为越来越不成器的流氓，只能蜷曲地生存于黑暗之中，扮演各种不够光明正大的角色。

天下的食物、财富本来是绰绰有余的，而之所以会出现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荀子·富国》)的混乱局面，完全是由于一些人的消费欲望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多吃多占的恶性结果。如荀子虽然把墨家思想贬称为役夫之道，但也坦承墨术成行，则天下尚俭(《荀子·富国》)。而他的生卒、里籍与生平大都已不可确考，这未免使后人感到是很大的遗憾。墨家与农家与此数子不同，它们反对战争，是因为战争直接伤及了农业生活本身。

因为在表面上看来，一个专注于心灵的自由与解放，另一个则最关心生命基本的衣食饱暖，两者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即使不可能有什么更多的共同语言，也完全犯不上闹得疙疙瘩瘩的，特别是对像庄子这样有境界的人。(《荀子·礼论》)把这个意思上升到哲学高度，荀子以为不是劳动，而是礼义才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人间世》)。这大概就是太史公说庄子用意在于剽剥儒墨的合理解释。

在表面上，孟子与墨子的冲突在于义利之辨。庄子反复强调的是：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尽管儒家圣人的主要问题是苦心，而墨家圣人的最大悲剧在于劳形，但在使人身心变得不愉快、使人的自由生命发生扭曲与异化(即《庄子·骈拇》所谓其于残生伤性均也)这一点上，两者是殊途同归的。在后世，大凡一个朝代治理得比较好，一般也与帝王和高层近墨与远儒有关。在老子有贵柔政治哲学，他反复宣扬的道理是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④按照常理来讲，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爱尔兰人吃马铃薯或破烂马铃薯，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与卿何干？如果这样想，一般情况下人们可能都会多几分对爱尔兰人的同情。

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前者在中国古代也被叫做大同之世，后者则是所谓的小康之世。

近墨者赤，读墨子多了人会变得很高尚，充满了英雄气与献身精神。四、墨子与荀子 是劳动重要，还是学习重要？ 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荀子要同墨子讨论的根本问题。

(《韩非子·六反》)出于父母的怀衽尚且如此，而况无父母之泽乎？在他看来，人际关系类似于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天死(《韩非子·备内》)，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使儒家那种热心肠冷静下来、甚至变残忍呢？但在反对儒家血缘纽带的目的上，两者却是不同的。它的言下之意是说，为虚幻的名声而过一种既贫且贱的生活，简直愚昧之极。